[相对于技术快速发展和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动植物疫苗在国内的现实层面遭遇到了尴尬]
从田间地头的生长，工厂车间的生产加工、长途跋涉的物流运输，再到人们的餐桌，安全贯穿了农业生产、养殖及食品工业的完整链条。农药替代品、生物制品、动植物疫苗、基因检测……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手段的介入，让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不断降低。
源头控制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手段。
在5月19日的2017第一财经技术与创新大会“农业与食品科技”圆桌论坛上，艺康集团执行副总裁及大中华区域总裁王铁认为，从加工、生产到流通、消费过程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由于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由于环境污染在最近的20年间越来越严重，这让农业生产、动物及水产品养殖面临的食品安全源头风险也越来越高。
与会的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教授、“中央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刘箐表示，食品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植物性食品，第二类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农药残留，动物性食品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兽药残留。这两类食品的最大安全问题分别在农业生产和养殖的源头环节。而农药替代品、生物制品及动植物疫苗的运用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些源头的风险。
刘箐教授以水产品养殖的情况来说明养殖环节的抗生素问题的严重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对水产品需求量比较大，因此中国的水产品养殖密度是国外的10倍，在这种高密度养殖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种病害流行，如果不使用大量抗生素鱼类就会大量死亡。
“农业部、科技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研发疫苗。”刘箐教授介绍，全世界总共144种水产品疫苗用到水产品上面，而中国目前使用到的只有4种，其中2种从美国进口。
相对于技术快速发展和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动植物疫苗在国内的现实层面遭遇到了尴尬。
第一重尴尬与养殖方式相关。国外水产品均是集约化养殖，通常会通过集体麻醉的方式，通过传送带注射相关疫苗，有效控制水产病害，提高水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而国内则是散户养殖方式居多，如果在高密度养殖的情况下一一注射疫苗，所花费的人力成本将不可控制。而畜牧业养殖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现实层面的第一个不可操作性。
另一重尴尬则是审批层面的现实。
“成都有一家企业研发的植物免疫调节剂，在审批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其被归到化学农药里面去了，因为国家农药审批非常严格，对应这一种生物制剂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刘箐表示，如果能对这些环境友好型农药、生物类农药放宽审批，会有更多的动植物疫苗问世。“抗生素哪怕降低30%，那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而目前科技部已经在调整食品安全的科技方向，通过多开发农药替代品、生物制品，甚至启动土壤基因组计划，从水土环境、农业生产与养殖进行源头控制。
“还有一种生物手段，我认为在国内的商业模式下是可行的，就是将活体疫苗添加到养殖饲料中，或者把水产品集中在小区域，用生物疫苗制品进行浸泡或喷淋。这种方法的生物疫苗虽然有效性仅有40%～60%，但仍然可以大大降低抗生素的使用，提高养殖环节的安全性。”刘箐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除了源头控制方面，在食品生产加工等环节，也有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手段介入，从而提高食品安全的管控。
“除了源头安全及违法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三聚氰胺’事件)，现在新的食品安全很多是人和自然界做斗争的过程，因为根据统计60%以上的食品安全事件跟微生物感染有关。”王铁表示，而这些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老百姓的眼中反而比较次要。但在专业领域，整个食品安全科技的发力点是在往这方面转变的。而各种生物技术的介入，则是食品微生物领域最重要的风险管控方式。比如食品安全的相关检测技术。
“传统的食品安全检测用的是培养菌，可能需要24～48小时培养，到一定时间做检测。最新的基因检测技术rDNA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很快地检测跟微生物有关的风险点。”王铁认为，基因工程是将来解决中国食品安全，不管是供应安全还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向。
而在谈到在食品安全科技的商业化方面，几位与会专家都不约而同认为企业和地方政府要进行合作。
“比如说我们山区的企业养牛，我们在牛身上装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从这个牛一出生开始就记录它的饮水、取食，记录它每个礼拜体重的增加情况，同时记录它每一天或者每一周的周期，检测水质，有没有重金属超标，饲料里面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没有发生疫病的情况。我希望与地方政府合作之后，将来你卖牛肉的时候二维码扫一下，整个管控过程就可以彻底贯彻执行下去，也会很明确如果没有源头污染，进入市场的牛质量是可靠的。”刘箐表示，新的技术、新的理念重在贯彻和执行，才能更好地用到食品安全管控中，才能更好地完善食品产业链。
